- 中文名
- 民族文化
- 特 点
- 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
民族文化反映该民族历史发展的水平。
宗教在不同的社会历史时期对精神文化的其他方面起着不同的作用。在早期的阶级社会中，宗教对文化的影响很大，波及人们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宗教在民族文化中的影响逐渐减弱。
民族文化作为意识形态是一定社会政治、经济的反映，在阶级社会里，每一种民族文化中都有剥削阶级的与被剥削阶级的两种文化，反映着两个对立阶级的利益、思想和世界观。
所谓民族文化的国家意义，是说中华民族在漫长的历史中形成了自己灿烂的文化，这种文化对于民族的延续，对于国家的存亡，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从一般的认识来说，在中国古代史上，民族文化中的不少思想观念与精神因素对于巩固和延续封建的国家秩序起着重要的作用，因而受到自近代以来人们的强烈批判。然而，其中的精华部分所蕴涵的哲学意识、道德观念和艺术见解，又都在培育民族的优秀精神品格方面起着其他方式难以替代的重要作用。虽然从上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发生文化转型的重大历史演进，传统的民族文化受到了严峻的挑战，大有以西方文化取代传统的民族文化的“革命”之势。但是，经过一个历史阶段的剧烈动荡和时间淘汰之后，多数人还是清醒地认为，传统的民族文化及其所包涵的民族精神，它的精华不仅凝结成了它的过去，也可以滋生出新的未来。尤其是其中所包涵的中华民族特有的优秀精神品质，对于这个民族的发展，对于我们国家的进步，都是不能拒斥的。因而，它的国家意义、民族意义便得到了普遍认可。从文化本身来看，人们所主张的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保护民族文化的特色，才会使民族文化具有世界意义的观点，也同样意味着民族文化在任何一个国家都具有不可或缺的国家意义、民族意义。
所谓民族文化的教育价值，是指将民族文化的一系列具体内容作为学校教育的重要内容，它又具有一般的知识教育、技能教育所不具备的教育功能。
首先，民族文化中蕴涵的优秀精神品质可以在经过动态解读之后，与现代思想相结合，在形成民族精神的过程中起到非常深刻也非常直接的作用。不论是中华民族历史上形成的哲学、政治、道德观念，还是它所创造的音乐、绘画、书法、舞蹈等艺术作品，或者是它在建筑艺术、园林艺术、风俗习惯中所凝结的审美意识等等，都可以汇聚成人们自身的素养逐渐积淀为民族心理、民族品格，使我们的民族获得持续不断的精神力量，而不至于因为精神力量的疲软或坍塌失去生存与发展的动力。
其次，民族文化中作为其中最具有民族性、最富于艺术特征的部分，如古典绘画、古典音乐、古代书法、古典建筑等等，不仅包涵了我们民族特有的审美观念、审美表现意识，而且包涵了理解自然，理解人生，明智地处理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许多有益的启迪。这些启迪在现代化程度比较发达的今天，不仅没有失去意义，反而彰显出它的不朽价值。
第三，更为重要的是，在以民族文化进行教育的过程中，必然存在的重新解读，积极思辨，这本身也是开启我们心智的过程。爱国精神、民族精神、人文素质的教育固然可以有多种方式，多种渠道。但是，恐怕最容易为学生所接受，也最容易发挥作用的，是这些以审美的艺术教育为特征的文化教育，它可以把学生带入我们民族文化的艺术宫殿，在那里阅读我们民族的艺术史、审美史、心灵史，在那里发现真，发现善，发现美，逐渐形成优秀的精神品质。
按照一般理解，我们所说的民族文化是指中华民族在过往的历史中形成的具有明显特色的传统文化。而对民族文化进行深刻的反思，又是近代以来，尤其是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非常重要的学术思潮和社会思潮。我们可以看到，在一系列的文化反思过程中，对民族传统文化的精华虽也有诸多的肯定，但更多的却是对民族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进行理性的清算，以求厘清传统文化对中国历史前进的阻碍性所在。以今天的目光来看，不论是对其精华的肯定，还是对其负面因素的清算，目的都不是为了简单地继承或割裂，而是为了把在事实上割不断的传统文化扬弃之后，得以有效的延续，并创造出新的民族文化。
然而，在所谓的全球文化以铺天盖地的气势滚滚而来，威胁着民族文化的延续与生存，而与之相关联的民族精神的更生和重塑也出现了许多令人忧虑的问题时，又促使我们必须对民族文化作出反思之后新的反思，并且作出理性的选择。
所谓理性的选择，即是说，我们不仅意识到民族文化在培育我们下一代的民族精神时的重要意义，从而坚定一个基本的立场，那就是要弘扬民族文化的精华，延续民族文化的命脉，创造与时俱进的新的民族文化，而且，我们还必须强化对民族文化的研究，扩大民族文化对下一代的教育机会，使我们的民族文化以宣传和学校教育的基本方式传达给我们的受教育者。
在这样的传达过程中，不论是社会宣传还是学校教育，非常重要的一点不是让受教育者被动地接受传统的民族文化，而是在学习、研究民族文化的过程中，提高理解民族文化的自觉意识和自立能力，不仅使受教育者形成对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而且形成对民族文化的鉴赏能力，从民族文化的内容到它发展的历史，从民族文化的表达到文化形式的审美演进，都可以形成生生不息的动态理解。那样，才能更好地通过民族文化的教育进行民族精神的教育，知古鉴今，继往开来，去进行更为有价值的民族精神的创造。
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与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密切相关，经济发展水平、思想开放程度明显制约着资源开发，同时，它自身也有一定的规律性。
(一)封闭与局限制约着旅游发展的科学决策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产生了不少沉痛的教训。涌现了张家界、九寨沟、丽江等成功的案例，说明在经济条件较差、基础设施落后的情况下，只要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创造条件去克服困难，就能够将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但也有一些资源条件不错的地方，起步发展旅游的时间并不晚，但年年不见大的起色，长期处于"温冷状态"。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与同类条件下已崛起的地区相比，起码说明经济不发达并非最主要的问题，首要的在于决策是否科学化，在一定意义上超过了资金的缺乏、基础设施的落后。决策不科学主要在于眼界闭塞、思想不解放，直接影响了对资源的评价、策划和创意。比较明显的：一是决策摇摆不定，一届政府一种决策，耽误了发展机遇。二是长官意志大于专家意见，尤其是在各路专家意见不一、领导又有自己观点的情况下，在事关产业定位、重点突破、发展步骤、发展思路的大问题上，出现了决策上的偏差，遗害无穷。三是大事不抓、小事不断。在事关旅游发展的关键环节、瓶颈制约因素上，不去加强领导、不下决心予以突破，而终年决策一些琐碎的事务，例如，编一点宣传册子、参加一次展销会、到外地参观取经、举办一次研讨论坛。
(二)可开发条件与文化资源品位呈反比
民族文化资源普遍存在可开发的基础设施条件落后的问题。一是地区大多距离中心客源城市或交通枢纽较远，加大了旅游开发的成本;二是可开发条件与文化资源品位呈反比，民族特色较浓的地方，则基础设施又非常落后。以云南怒江州为例，它是全国唯一的僳僳族自治州，地处怒江和澜沧江大峡谷，保存了比较特色的民族文化，但它没有飞机场，距离昆明市600多公里，核心景区丙中洛距昆明市900公里，公共汽车单程需要12、20小时，而神秘的独龙江流域每年只有一半时间勉强通车;旅游接待规模较小、档次也较低，2004年"五一"黄金周贡山县仅接待8000余人、600多辆汽车，已感到远远超过了可能的承受力。
(三)缺乏科学可行的发展机制
对民族文化资源开发缓慢的主要原因，当地人与外地人的观点有很大出入。当地人一般认为，主要是严重缺乏开发建设资金;外地人(如投资商、旅行商、研究者)一般认为，更主要的是缺乏科学可行的发展机制。某水电集团下属的旅游开发公司每年有1.6亿的旅游投资额度，虽然也有明确的投资项目，但由于投资环境的不确定性，这些投资迟迟投入不了。有的开发商认为，一些民族地区投资开发比较难，主要是掣肘的部门太多、能够做事情的人很少、投资环境让人不敢投资。因此，在这种情况下，首要的问题不是招商引资，而是改善投资环境，或寻找投资商能够接受的其他方式，例如，采用有偿转让开发经营权的方式，给予投资商更多的自主权。目前，一些地区"独立自主"开发的意识过于强烈，普遍认为当地资源就应由当地人来开发，这实际上阻碍了民族文化资源的开发。就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开放程度而言，由当地人为主导开发民族文化资源，不可能有超前的意识或思路，开发出的旅游产品也不能有高的品位。
(四)人文资源开发比较困难
在众多类型的旅游资源中，文化类的旅游资源开发难度较高，它不象山水景观类资源，只要有必要的基础设施和接待条件，就可以自然对外展示。文化类旅游资源的开发，需要进行提炼、概括和浓缩，也需要寻找比较好的依托和表现形式;需要注意避免雷同化问题，如民俗村、民族歌舞表演等都很容易发生这类问题;还要坚持严格保护与科学利用相结合，保护第一、开发第二。要较好地解决这些问题，即使国内高水平的专家也不是轻而易举的，更何况仅凭当地的经济实力、策划思路。
汉族的春节习俗，一般以吃年糕、饺子、糍粑、汤圆、荷包蛋、大肉丸、全鱼、美酒、福橘、苹果、花生、瓜子、糖果、香茗及肴馔为主；并伴有掸扬尘、洗被褥、备年货、贴春联、贴年画（门神钟馗）、贴剪纸、贴窗花、贴福字、点蜡烛、点旺火、放鞭炮、守岁、拜年、给压岁钱、走亲戚、送年礼、上祖坟、逛花市、闹社火、跳钟馗等众多活动，极尽天伦之乐。中国人过春节还有挂中国结的习惯。大年三十之前天津人有到古文化街乔香阁请中国结的习俗，取乔香纳福之意；温州人有去自己的信教虔诚祈祷，希望能够在新的一年里，与家人一起获得幸福。其中，多为佛教。
千百年来，人们使年俗庆祝活动变得异常丰富多彩，每年从农历腊月二十三日起到大年三十，民间把这段时间叫做“迎春日”，也叫“扫尘日”，在春节前扫尘搞卫生，是我国人民素有的传统习惯。
然后就是家家户户准备年货，节前十天左右，人们就开始忙于采购物品，年货包括鸡鸭鱼肉、茶酒油酱、南北炒货、糖饵果品，都要采买充足，还要准备一些过年时走亲访友时赠送的礼品，小孩子要添置新衣新帽，准备过年时穿。
在节前要在住宅的大门上粘贴红纸黄字的新年寄语，也就是用红纸写成的春联。屋里张贴色彩鲜艳寓意吉祥的年画，心灵手巧的姑娘们剪出美丽的窗花贴在窗户上，门前挂大红灯笼或贴福字及财神、门神（钟馗、秦琼、敬德）像等，福字还可以倒贴，路人一念福倒了，也就是福气到了，所有这些活动都是要为节日增添足够的喜庆气氛。
倒贴福字
春节，在许多家庭院落的门窗上，往往会看到一些倒贴着的大红“福”字，这可算得上是一个传统习俗了。据说，“福”字倒贴的习俗来自清代恭新王府，一年春节前夕，大管家为讨主子欢心，照例写了许多个“福”字让人贴于库房和王府大门上，有个家人因不识字，误将大门上的“福”字贴倒了。为此，恭亲王福晋十分恼火，多亏大管家能言善辩，跪在地上奴颜婢膝地说：“奴才常听人说，恭亲王寿高福大造化大，如今大福真的到（倒）了，乃吉庆之兆。”福晋听罢心想，怪不得过往行人都说恭亲王府福到（倒）了。吉语说千遍，金银增万贯。一高兴，便重赏了管家和家人。后来，倒贴“福”字之俗就由达官府第传入百姓人家，并都愿过往行人或顽童念叨几句：“福到了，福到了！”
春节的另一名称叫过年。在过去的传说中，年是一种为人们带来坏运气的想象中的动物。年一来。树木凋蔽，百草不生；年一过，万物生长，鲜花遍地。年如何才能过去呢？需用鞭炮轰，于是有了燃鞭炮的习俗，这其实也是烘托热闹场面的又一种方式。
立春是汉历（农历）二十四节气的第一个，也是春季的第一天，预示着一年农事活动的开始，历来为汉族人民所重视，早在宋代，立春习俗就已十分丰富了。
一.鞭春。就是于立春之日造土牛鞭打以劝农事。据《东京梦华录》记载，立春前一日，开封府进春牛入宫，由皇帝派人鞭春，开封、祥符两县也要进春牛至开封府门前以供鞭春。其它各州府按例也要在立春之日鞭春劝农。鞭春过后，围观群众往往蜂拥而上抢夺打碎的土块。因为都说牛身土入宅，其家宜养蚕，牛角土入宅，其家宜种田，所以抢夺十分激烈，有时甚至出人命。另外立春这天泥塑的小春牛还是受欢迎的节日礼品。
二.剪春胜。东汉时立春即有剪春幡的习俗，宋时“莫不镂刻金缯，加饰珠翠，或以金银，穷极工巧，相交遗问，”俨然高级的装饰品。立春之日皇帝也要赏赐百官春胜，“彩胜飘扬百辟冠”即反应了百官出宫、幡胜飘动的情景。
三.喝春酒、吃春盘。春盘即春饼。吃春盘始于唐。立春前一日，皇帝要赐近臣春盘春酒，民间也有互赠春盘的习俗。
此外，立春之日京师地区的人们还要用丝绸剪出鸡燕花柳等图样，并在鸡燕上扎上羽毛，称之为春鸡、春燕、春花、春柳。
元宵，原意为“上元节的晚上”，因汉历（农历）正月十五“是上元节”。主要活动是晚上的吃汤圆赏月，后来节日名称也演化为“元宵节”。将从除夕开始延续的庆祝活动推向又一个高潮。元宵之夜，大街小巷张灯结彩，人们赏灯，猜灯谜，吃元宵，成为世代相沿的习俗。
元宵节作为中国的传统节日，早在2000多年前的秦朝就有了。据资料与民俗传说，正月十五在西汉已经受到重视，汉文帝时下令将正月十五定为元宵节。汉武帝在正月上辛夜在甘泉宫祭祀“太一”的活动，（太一：主宰宇宙一切的神），被后人视作正月十五祭祀天神的先声。
社日是古人祭祀社神的节日。从天子到百姓都要封土立社加以祭祀。据《礼记.祭义》记载，天子为天下百姓总立的社称“太社”，为自己立的社称“王社”；诸侯为封国内百姓总立的社称“国社”，为自己立的社称“侯社”；大夫以下不为自己立社，而是联合其邑里的群众共立一社，称“置社”。这样全国各地都有自己的社供官员百姓祭祀。
立社要封土为坛，还要植树，称为社树。据《论语》记载，哀公问社于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多数学者认为，这三种树就是立社时要栽种的树木。“社丛勿伐”是古人共同遵守的规定，故社树可以长得高大茂密。
最初社日选在甲日，战国后五行之说兴起，因为五行之土对应于戊，社日改为立春后第五个戊日，约在春分前后五日之内。汉代以后又规定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约在秋分前后五日之内。春社祈求社神保佑丰收，秋社向社神报告丰收。
社日自古就是汉族人民的节日。《礼记.郊特牲》：唯为社事，单出里。唯为社田，国人毕作。唯社，丘乘共粢盛，所以报本反始也。意思是举行社祭，全里社的人都要参加；为社祭而举行田猎，全国的人都要参加。举行社祭，各地的人都要拿出当地的粮食供祭社需要，用来报答大地养育之恩，纪念自己出生之地。汉代人民还自发地组织了许多私社，据《史记.陈丞相世家》记载，陈平年轻时在里社祭祀中担任社宰，祭后分肉公平合理，很受父老称赞。南北朝时每逢社日，左邻右舍同宗族的人聚集一起，宰杀牺牲，于树下搭棚，祭神后共分祭品，一起聚餐。唐宋后，社日活动更加盛大大家停止工作，做社饼、备社饭，相互馈赠，在农村社日更是热闹非凡。
龙抬头：又名中和节。《燕京岁时记》说：“二月二日，古之中和节也，今人呼为龙抬头。”节期以观测东方苍龙七宿在天空中的位置而定。从天象上看，每当春分时刻，黄昏时角宿出现于东方地平线，而其它六宿尚隐于地平线下，故名龙抬头。夏至日，苍龙七宿位于正南，秋分后潜于地平线下直至来年春分。故《说文解字》释龙“春分而登天，秋分而潜渊。”由于一年中阴阳平衡、天地同和的日子只有春分、秋分，都称之为中和节，秋分之中和节称中秋节，春分之中和节即为中春节。后世将中秋节固定于农历八月十五，便又把半年前的二月十五称为花朝节，春花秋月，对应绝妙。由于龙神出头，人们总要祭祀龙神，祈求风调雨顺。
二月初二唐宋又称为挑菜节、踏青节。此日人们常到郊外踏青挑菜，所挑之菜多为荠菜、马兰头等。白居易有诗云：二月二日新雨晴，草芽菜甲一时新。山东江苏一带，出嫁闺女要回娘家，又有“二月二，龙抬头，家家接女诉冤仇”的民谚。
另外，古代民间又以二月二为土地神生日，这天要祭祀土地。
上巳节是汉族人民的一个节日。按通常的说法，汉以前节期在三月上旬的巳日，魏后固定为汉历（农历）三月初三，不一定为巳日。
古代每到这一天，人们都到水边洗涤污浊，以祓除不祥，称为“祓禊”。据《晋书·.礼仪》上记载，“汉仪季春上巳，官及百姓皆禊于东流水上……”除此之外，祓禊还有祈求生育之意。相传商部族的祖先契就是其母祓禊后所生。《史记·殷本纪》记载，“殷契，母曰简狄，有娀氏之女，为帝喾次妃。三人行浴，见玄鸟堕其卵，简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后世甚至尊简狄为生育之神。至今云南纳西族仍保留上巳节妇女祭祀求子的习俗。
端午节又称端阳节、重午节。汉朝以来定为农历五月初五，沿袭至今，成为我国民间传统的三大节日（春节、端午、中秋）之一。
提到端午，总要与爱国诗人屈原联系起来。据南朝梁人吴均《续齐谱记》记载，屈原五月五日自投汨罗而死，楚人哀之，每至此日，以竹筒贮米，投水祭之。汉建武（刘秀年号）年，长沙欧回见人自称三闾大夫，谓回曰：“见祭甚善，常苦蛟龙所窃，可以楝叶塞上，以彩丝约缚之，二物蛟龙所畏。”回依其言。今五月五日做粽并带五色丝及楝叶，其遗风也。此外，端午还有龙舟竞渡、饮雄黄酒、悬艾及菖蒲等习俗。不过古今学者也有不同看法。
关于饮雄黄酒、插艾及菖蒲，有人认为主要是驱邪去病，与仲夏疾病流行、毒虫活跃有关。五月自古被称为毒月、恶月，而艾草、菖蒲以及雄黄都有驱虫杀毒作用。
另外端午与夏至关系密切。端阳即阳气之端，正是夏至的本义。以后两个节日逐渐演变成一个端午节了。
南北朝时期，七夕又发展为妇女乞巧求智的节日。这天傍晚，家家户户打扫庭院，妇女们当庭布筵，虔诚跪拜织女星，乞求保佑自己心灵手巧。如何判断是否得巧？捉蜘蛛放于盒内，次日清晨观察，蛛丝越密得巧越多。对月穿针也是一法。针为特制的五孔针、七孔针、九孔针，将线飞速穿过者为得巧。如唐朝诗人祖咏《七夕》：对月穿针易，临风整线难，不知谁得巧，明旦试试看。还有一法，投针于水盆中，针浮水面，投影于盆底，“有成云物、花头、鸟兽影者，有成鞋及剪刀、水茄影者谓乞得巧。”（《帝京景物略》）同时家家户户要做“乞巧果子”，以油、面、糖、蜜做成，炉烤或油炸，面做为面巧，糯米做为粉巧。有条件的人家还要搭“乞巧棚”。
中元节，俗称“鬼节”，传说是日地府洞开，鬼魂四出，民间有谚曰“七月半，鬼乱窜”。有祀者回家受子孙祭拜，无祀者，大家请佛道做法事，勿使其流浪为害。可以说中元节为古代中国的亡灵节。
中元节起源于亡灵信仰和祖先崇拜。“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祭天祀祖成为古代宗教生活的两大要务。对于庶民百姓来说，祖先与自己血肉相连，情感相通，祀祖尤为有意义。中元节就是在上古秋祭习俗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
上古社会，人们最初只有春秋的概念，一年分春秋两季。由于农业科技水平低下，人们常寄希望于神灵，逐渐形成了春祁秋报的习惯。虽然后来有春夏秋冬四祭，但是最重要的仍是春秋祭祀。起初祭日并不固定，后来逐渐固定于七月十五前后。因为该日是下半年第一个望日，一般也是立秋后第一个月圆之夜，值此秋气新来阴气渐盛的日子，祭祀亡灵是极佳的选择。
南北朝时期佛教日盛，“目连救母”的故事广为流传，最后演变为盂兰盆会。道教亦有“三官三元”之说，将五月十五、七月十五、十月十五定为上中下三元，分别为天官、地官、水官的诞辰，成为天官赐福、地官赦罪、水官解厄的三元节。结果中元节成了僧、道、俗三家的共同节日。
中秋节又称月夕、仲秋节、秋节、八月节、追月节、拜月节、团圆节，是流行于中国与汉字文化圈国家中的传统文化节日。在传统历法中，将每一季节分为“孟、仲、季”三个月，汉历（农历）八月十五，恰值秋季之半，故得名。
中秋节有悠久的历史，和其它传统节日一样，也是慢慢发展形成的。古代帝王有春天祭日，秋天祭月的礼制。中秋就是源自古代的祭月。月圆人团圆，表达了中国人在那轮圆月中寄托的无数美好愿望。
中秋节，人们最主要的活动是赏月和吃月饼了。
赏月：在中秋节，我国自古就有赏月的习俗，《礼记》中就记载有“秋暮夕月”，即祭拜月神。到了周代，每逢中秋夜都要举行迎寒和祭月。设大香案，摆上月饼、西瓜、苹果、李子、葡萄等时令水果，其中月饼和西瓜是绝对不能少的。西瓜还要切成莲花状。
在唐代，中秋赏月、玩月颇为盛行。在宋代，中秋赏月之风更盛，据《东京梦华录》记载：“中秋夜，贵家结饰台榭，民间争占酒楼玩月”。每逢这一日，京城的所有店家、酒楼都要重新装饰门面， 牌楼上扎绸挂彩，出售新鲜佳果和精制食品，夜市热闹非凡，百姓们多登上楼台，一些富户人家在自己的楼台亭阁上赏月，并摆上食品或安排家宴，团圆子女，共同赏月叙谈。明清以后，中秋节赏月风俗依旧，许多地方形成了烧斗香、树中秋、点塔灯、放天灯、走月亮、舞火龙等特殊风俗。
吃月饼：中国城乡群众过中秋都有吃月饼的习俗，俗话中有：“八月十五月正圆，中秋月饼香又甜”。月饼最初是用来祭奉月神的祭品，后来人们逐渐把中秋赏月与品尝月饼结合在一起，寓意家人团圆的象征。
月饼最初是家庭自己制作的。到了近代，有了专门制作月饼的作坊，月饼的制作越越来越精细，馅料考究，外型美观，在月饼的外面还印有各种精美的图案，如“嫦娥奔月”、“银河夜月”、“三潭印月”等。以月之圆兆人之团圆，以饼之圆兆人之常生，用月饼寄托思念故乡，思念亲人之情，祈盼丰收、幸福，都成为天下人们的心愿，月饼还被用来当做礼品送亲赠友，联络感情。
重阳节，又称重九节、“踏秋”，汉族传统节日。在汉历（农历）九月九日。因为《易经》中把“六”定为阴数，把“九”定为阳数，九月九日，日月并阳，两九相重，故而叫重阳，也叫重九，古人认为是个值得庆贺的吉利日子。
重阳节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重阳节的起源，最早可以推到春秋战国时期。战国时代，重阳已受到人们重视，但只是在帝宫中进行的活动。
汉代，过重阳节的习俗渐渐流行。相传汉高祖刘邦的妃子戚夫人遭到吕后的谋害，其身前一位侍女贾氏被逐出宫，嫁与贫民为妻。贾氏便把重阳的活动带到了民间。贾氏对人说：在皇宫中，每年九月初九，都要佩茱萸、食篷饵、饮菊花酒，以求长寿。从此重阳的风俗便在民间传开了。到了唐代被正式定为民间的节日，此后历朝历代沿袭至今。
在当今公历1989年，中国政府把每年的九月九日定为老人节，传统与现代巧妙地结合，成为尊老、敬老、爱老、助老的老年人的节日。全国各机关、团体、街道，往往都在此时组织从工作岗位上退下来的老人们秋游赏景，或临水玩乐，或登山健体，让身心都沐浴在大自然的怀抱里；不少家庭的晚辈也会搀扶着年老的长辈到郊外活动或为老人准备一些可口的饮食。
重阳节的活动多彩浪漫，一般包括出游赏景、登高远眺、观赏菊花、遍插茱萸、吃重阳糕、饮菊花酒等活动。
重阳糕：据史料记载，重阳糕又称花糕、菊糕、五色糕，制无定法，较为随意。 九月九日天明时，以片糕搭儿女头额，口中念念有词，祝愿子女百事俱高，乃古人九月作糕的本意。讲究的重阳糕要作成九层，像座宝塔，上面还作成两只小羊，以符合重阳（羊）之义。有的还在重阳糕上插一小红纸旗，并点蜡烛灯。这大概是用“点灯”、“吃糕”代替“登高”的意思，用小红纸旗代替茱萸。
赏菊并饮菊花酒：重阳节正是一年的金秋时节，菊花盛开，据传赏菊及饮菊花酒，起源于晋朝大诗人陶渊明。陶渊明以隐居出名，以诗出名，以酒出名，也以爱菊出名；后人效之，遂有重阳赏菊之俗。旧时文人士大夫，还将赏菊与宴饮结合，以求和陶渊明更接近。北宋京师开封，重阳赏菊之风盛行，当时的菊花就有很多品种，千姿百态。
农历十月在历史上是一个重要的月份，它不仅是收获祭礼与丰年宴会隆重举行的时月，同时也是冬寒乍起的时节。十月，在前人看来是一个既喜且忧的月份。人们在十月节一面聚餐会饮，欢庆丰年；一面祭祀祖灵，祁请先人的佑护，为度过寒冬作精神准备。后世的十月节俗活动或隐或现地传袭了人们这种特有的时间感受。
十月节的时间点在十月朔，即十月初一，俗称十月朝、秦岁首、寒衣节。这些具有不同内容的民俗节日，其节俗的基础源于人们的时季意识，收获祭与立冬节气是这些节日的原型与节俗依据。在汉魏之前，天文物候直接作为时间变化的标志，人们将日月会于东方天际的时间，所谓“日月会于龙”，作为祭祀的时间节点，这一时间大致在夏历十月初一，从北半球的自然气候上看，正是“水始冰、地始冻”的孟冬之月。在这一天文物候循环周期的终结与开始的神秘之时，人们自然要向天神献祭，“国于是乎蒸（无草头）尝，家于是乎尝祀”（《国语.楚语下》）。作为时气点的立冬，以太阳到达黄经315°为准，时间在公历的11月7日或8日，在古代只能通过天象观测与物候变化来确定，时间在十月初，与日月合辰于尾宿的时间大体一致，史称“立冬，十月之朔气也”。今年的立冬节气正好在农历十月初一。
立冬是十月的大节，古代社会十分重视自然节气的转换，无论春夏秋冬，立冬作为四季循环的重点节气标志，受到人们特别的关注。在天文知识被少数人垄断的王宫时代，立冬迎气是一个显示天子威权的盛大典礼。作为王家国事活动的时间政令－－《月令》，对立冬典礼作了专门叙述：本月立冬，在立冬的前三天，负责天象观测记录的官员太史要特地向天子禀报：“某日立冬，盛德在水。”于是，天子斋戒三日。到了立冬这天，天子亲率三公、九卿、大夫等朝廷命官到王城北郊，迎接冬气。迎会冬气后，天子要对为国捐躯的烈士及其家属进行表彰与抚恤，以此顺应肃杀的时气。这种在冬季到来时的抚慰死者的举动，应该说是有它深层的考虑，表彰死者、抚恤生者不仅是顺应时气的需要，其真正意义在于它在冬季闭藏阶段既请死者佑护生灵，同时又鼓励民众抵御外敌或饿寇的掠夺和侵袭。古代的四时之祭中的冬蒸之祭就在立冬时节举行。十月谷物进仓，标志着农业生产周期的结束，亦即年节的到来，人们以大量牺牲祭祀公共社神及城门里闾之神，以猎获的禽兽祭祀先祖与日月星辰以祈求丰年，辛勤一年的农民也获得饮酒与休息的机会。
寒气伴冬节而来，“是月也，天子始裘”，民间也生火加衣以御寒气，“十月朝，十家小户穿棉袄”。对于异乡的游子、远戍的征人，寒衣的寄送更是牵动千万人的心弦，孟姜女的传说故事是最典型的例子。如民间小曲：十月里芙蓉十月一，家家户户缝寒衣，人家丈夫把寒衣换，孟姜女千里寻夫送寒衣。北方民间以此将十月初一定为追悼亡人的寒衣节。宋时，寒衣节即和清明、中元节并列为悼亡节。以后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送冥衣改为送冥币，寒衣节的节俗特色逐渐淡化了。
现代人看来,冬至只是一个节气,但是在古代,冬至不但是一个节日,而且是一个重要的节日,有冬至大如年之说.此日昼短夜长到了极点,以后白昼便逐渐延长,故有"冬至一阳生"、气始于冬至"的说法.
汉代以前,每逢冬至要停止一切工作,认为此日阳气初升,但非常微弱,要尽量减少消耗.另外,阳气上升,春天将至,还要庆贺.从魏晋以来,冬至日或次日皇帝都要接受百官朝贺.明正统己巳(土木之变)一度废止,清代又恢复.
冬至日官方要祭天,因为此日阴气极盛,但却是阳气回升之时,所以祭天.民间则要祭祖.另外,还有吃馄饨的习俗.据<燕京岁时记>记载,"夫馄饨之形,有如鸡卵,颇似天地混沌之象,故于冬至日食之."
从冬至日开始数九,要过九九八十一日方能寒尽春来,故古人设计了九九消寒图.常见的是文字消寒图.如庭前垂柳珍重待春风(风为繁体,下同)、春前庭柏风送香盈室等,每字九笔,日描一笔,描毕正好八十一日.还有梅花消寒图,一支梅花八十一瓣,描完后也就出九了.
腊八节，又称腊祭日，是中国先民进行祭祀祖先和神灵（包括门神、户神、宅神、灶神、井神）的祭祀仪式，祈求丰收和吉祥的日子。据《祀记·郊特牲》记载，腊祭是“岁十二月，合聚万物而索飨之也。”夏代称腊日为“嘉平”，商代为“清祀”，周代为“大蜡”；汉代改“蜡”为“腊”。祭祀的对象凡八：先啬神——神农、司啬神——后稷、农神田官之神、邮表畦神、坊神、虎豹神、水庸神、昆虫神。先秦的腊祭日在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从汉代到南北朝逐步固定在腊月初八为腊祭日。以后每到腊八这一天，为了祭祀腊神，民间往往要准备一顿别具风味的粥。这种粥是用五谷杂粮掺入花生、栗子、红枣、核桃仁、杏仁，用微火煮熟炖烂，再添加红糖，做成八色香粥，称之为“腊八粥”。粥煮成之后，先要盛上几碗，放置于庭院天井、碾磨盘上、牛马羊猪圈的门上，以表示同庆丰收、迎吉祥之意。
后来佛教传入，汉传佛教说：释迦牟尼在成佛之前，修道六年，过着绝欲苦行的生活。一天他饥饿疲惫到了极点，昏倒在地。一牧羊女以杂粮掺以野果，用清泉煮粥将其救醒。后终于在菩提树下觉悟成佛。佛教把这一天作为“成道节”。这一天就是在十二月(即腊月)初八，遂以“腊八”为成道节。于是，每逢这一天，各寺院都要诵经纪念，仿效牧女献乳糜事，以各种香谷、果实煮粥供佛。
随着佛教的兴起，于是佛教的成道节和腊祭日合在了一起，并逐步掩盖了腊祭日的本来节日含义。
依照我国汉族的传统风俗，阴历腊月二十三日，叫做“小年”。之所以如此称呼，恐怕是因为再过几天，作为“大年”的春节就要来临了。因此，也可以说“小年”是“大年”的前秦或序曲罢！
小年祭灶是大江南北共同的习俗。过去，到这一天人们都要在灶屋(厨房)的锅台附近墙壁上供奉灶王爷、灶王奶奶。佛龛神像的两侧还要贴上一副对联，上联写“上天言好事”，下联写“下界保平安”或“回宫降吉祥”，横额是“一家之主”。古人云：“民以食为天”，所以人们把灶王爷恭恭敬敬地奉为一家之主，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昔日北京，每逢到阴历腊月上旬，大街小巷的油盐店、杂货铺、南纸店、百货摊都以代卖“灶王爷”。这种要木版水印的神像，大多来自华北的“版画之乡”天津杨柳青。那和蔼、肃穆、善静的灶王爷、灶王奶奶盛装端坐，给人们以庄重的感觉。
每年一度，人们都要“请”回来一帧新的灶王像(不能说“买”)来代替被一年三百六十五天熏火燎了陈旧不堪的旧灶王像。这似乎是在向人们预告，除夕马上就要来到了。
给灶王爷、灶王奶奶奉上的供品，不须用鸡鸭鱼肉、干鲜果品之类，更不须用牛羊三牲，只须一些“糖瓜“(用麦芽糖制做的像鸡蛋大小的瓜状糖块)就可以了。稍考究一点的人家，再供上一碗用糯米蒸熟的莲子八宝饭，他老人家就会更心满意足。灶王爷骑的神马，还要供以香糟炒豆和清水。
俗云“腊月二十三日，灶王爷上天”，这天人们称它为“祭灶日”。在北京，这一天晚餐之前，每家家长都要先用糖瓜在灶门前烤化，然后抹在灶王爷、灶王奶奶的咀唇上。即使灶王爷不馋，人们也硬要把烤化了的糖饴放在他老人家的嘴边，看业灶王爷贤伉俪都是喜欢吃甜食的。至更尽时分，家家院内立杆，悬挂天灯，燃放鞭炮，举家男子罗拜，祝以抑恶扬善之词，送灶王爷上天，去向玉帝启秦人间一年之善恶，而妇女不能参拜，只于内室扫除炉灶，燃灯默拜。
农历腊月二十三夜是灶王爷上天的日子。故有“二十三，祭灶官”之语，和“上天言好事，回宫降吉祥；二十三去，初一五更来”的对联。这天或提前，家家户户都婆．到街头买回用玉米或小米专制的“祭灶糖”，于晚上敬献祭灶，意为糊灶王爷嘴，免得上天瞎汇报。同时燃鞭放炮送灶神。祭灶用罢的祭灶糖，一般都与炒玉茭搅在一起握成团子，分发给家里的小孩或大人吃。按传统观念，祭灶日为新年的前奏。延续流传口诀是：二十一，送闺女；二十二，送小四；二十三，祭灶官；二十四，扫灰刺（即打扫卫生）；二十五，和煤土；二十六，割下肉；二十七，去赶集（也有叫小圪挤，即碾上碾米面的）；二十八，握圪瘩（蒸年馍）；二十九，打壶酒；三十，墙上贴上胖孩 ； 初一，撅的屁股作揖。
汉族节日习俗。流行于四川各地。民间在除夕之夜，家中一切物件皆视为“财”都宜“贮”之，以保来年财源滚滚，吉利昌盛。
汉族节日习俗。流行于川东一带、川西一带。每年正月初一这天，人们争相早起担井水，称为抢银水。民间认为：谁最早担回水，谁这一年就会最兴旺发达。满缸清银水，象征财源涌进。有的地方还用抢回的银水烧茶，献于堂屋的神龛之下，祈求神灵保佑发财。
汉族节日习俗。流行于四川部分地区。旧时春节期间，人们习惯于到寺庙上香。大年初一，许多人竟相赶早，争着到届里上第一柱香，认为这样可带来好运。
汉族节日习俗。流行于川西一带。民间到了雨水节，出嫁的女儿纷纷带上礼物回娘家拜望父母。生育了孩子的妇女，须带上罐罐肉、椅子等礼物，感谢父母的养育之恩。久不怀孕的妇女，则由母亲为其缝制一条红裤子，穿到贴身处，据说，这样可保尽快怀孕生子。该俗现仍在农村流行。
大年初五上午，村民们背着背篓从四面八方的山路赶来，很多彭州市市民也骑着摩托坐着车来了，关口镇热闹非凡，大街小巷水泄不通，到处是拥挤的人群。庙会上，卖扁担的、卖小吃的、卖百货的样样都有。与往年不同的是，今年最多的是卖花草摊位的，而不是卖扁担的。
庙会上，各种花草争奇斗艳，其中卖得最火的要数彭州市有名的兰花和茶花。红梅花、海棠花争相吐蕊，在大街上我们随处可见村民们的背篼里大多背着一株枇杷树或是一株海棠花；一位大爷刚刚买到一株绝好的兰花，脸上笑逐颜开；几个城里人骑着摩托赶庙会归来，车后捆着几株兰草。
